徐晓冬挑战整个中国武林，但他的“打假”被质疑是一种商业行为（图源：香港01）
被骂了整整一年的徐晓冬，一口气拿下了中国大陆近20个武林门派的“掌门”。
“传统武术，99%是假的，只有1%是真的。现在中国武林存在假、吹、骗”。徐晓冬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判断。2017年，他暴打雷公太极创始人雷雷的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之后，才刚扬眉吐气没几天，就被有关部门约谈。2018年，他又因与咏春拳师丁浩的比武登上风口浪尖。就在这一年，他又与大大小小的武林人士相约比武，俨然一副“为武林除害”的架势。前不久，因为跟一位被称为“里合腿大师”的田野比武，他又火了。
每“比武”一次，徐晓冬就能火一次。“火爆”伴随着质疑，徐晓冬站在了“中国武术”的对立面。不服者一个个涌上，被他一拳拳拦回，再贴上“假”和“骗”的标签，挑动起一次次的传统与现代的“武林”之战，也让好事者捕捉到其中一笔笔的商业价值。
表面上，他是一个打假狂人，试图为中国武术去假存真，但实际上，他背后正下着一盘大棋。一位自称徐晓冬朋友的人向媒体透露，经过一年多的打假，徐晓冬已不需要通过比赛为自己正名了，他挑战传统的目的是为了推广自己的生意：“徐晓冬个人名气、口碑怎么样都不重要，甚至他做比赛现在赚不赚钱都无所谓，他和他的合作公司未来目标是融资啊，牢牢占领格斗比赛里比较草根的这个市场。‘比武’是为了给自己做多点宣传。”
在武侠小说里，比武是武林人士解决问题的终极方式之一。小到业余选手，大至武林大师。1954年，华人武林发生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比武。比武双方是“从北至南未逢敌手”的太极拳吴公仪和“从南至北未逢敌手”的白鹤拳陈克夫。也是因为这场轰轰烈烈的比武引得梁羽生、金庸投身“武林”，开启了新武侠时代。
只是，比武过后，人们哗然，这场发生在真实武林世界里的“盛事”，原来连花拳绣腿都没有，打的都是“流氓拳”。
继“秒杀”太极拳师雷雷及咏春拳师丁浩后，徐晓冬再打败“大师”田野，对方被其“打爆头”（图源：@RFC综合格斗）
这种观感同样出现在徐晓冬第一次挑战“中国武术”的视频里。当天，成都亦禅道馆，徐晓冬短衣短裤摆出架势，“雷公太极”创始人雷雷白衣黑裤，似有传统武人风骨。裁判刚一宣布开始，徐晓冬便发起进攻，而雷雷只能被迫后退，几秒钟后，雷雷就倒在了地上，被徐晓冬用双拳猛锤。很快，雷雷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直播场面不断在网上发酵，播放次数很快破亿。雷雷曾在央视《体验真功夫》中表演“绝技”——一掌下去，西瓜外表看起来完整，里面却变质了，有些部分变黑了，被记者连连称道。所以，在媒体的簇拥和徐晓冬的营销下，这一场比武上升到了“打假”传统武林的高度。
对于为什么打假，徐晓冬说中国不需要造神了。他称很多赛事高价雇根本不会功夫的日本(专题)留学生(专题)冒充日本高手，让他们被中国人打败。他认为这是利用民族的仇恨情绪来炒作赛事，他也有民族仇恨，但日本格斗水平领先中国20年，应该学习。
中国武术不能打？中国人是不承认的。但连“中国功夫”的代言人都这么说时，人们又开始动摇了。由John Little编纂出版的《李小龙：功夫之王的另一面》（Letters of the Dragon Correspondence（1958-1973）），收录了李小龙约150封亲笔书信。其中，有相当部分的书信，谈到了他对中国武术的理解，其中有“赞”，有质疑，更多的是“批判”。从这些书信中，可以很清晰地看出，随着武术实践的深入，李小龙对“中国传统武术”的看法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1961年，在给珀尔曹（好莱坞一位华裔制片人）的一封书信中，李小龙曾强调“中国功夫是最好的武术”，是一种“崇高的艺术”，自己的理想之一，是想要“让世界了解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”。
信中写道：“中国功夫是最好的武术，那些由中国功夫衍生出来的柔道和空手道，都还只是最基本的中国功夫，但现在它们在美国很流行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是因为这里没人听过这种崇高的艺术，而且也没有胜任的教练……相信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我一定可以成为第一位功夫教练。当然，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要进一步完善我的技巧，创造出自己的特点。”
“因此，我的目标是建立第一个可以在全美推广的武馆（为了完成整个计划，我打算花十到十五年的时间）。我做这些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赚钱，还要实现很多其他想法，比如：让世界了解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……”这种观感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大约在1965年，李小龙自觉对武术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，试图“创立一套自己的拳法”。该年2月，在给木村武之的信中，李小龙如此描述自己对武术的新认知：“我想创立一套自己的拳法，融合各种武术中以精简为导向的拳法。这套拳法注重的是一些根本性的东西——节奏、时机和距离——其中包括五种攻击法。这是目前我所接触到的最有效的方法。”
中国武术被指实战性不强，多属“表演性质”（图源：VCG）
在上面这段表述里，李小龙提出了“精简”的原则，强调了攻击的“节奏、时机和距离”，还提到了该拳法不重视套路，“可以收纳任何套路，但不需要都精通”，目的是为了“一到场上，就可以无所束缚”。
该年6月8日，在给木村武之的另一封信中，李小龙更清晰地表述了自己拳法不同于“中国传统武术”的两点核心特征——不摆桩，没有固定招式。
信中写道：“我的拳法现在基本成形，不过还是等到见面时我再单独讲给你听。理念大概是：不摆桩，对手就很难看清套路（即没有指引路线或分界线），再加上没有固定招式（不过第一条原则还是不能变）就更难找到破解的方法。时机和距离是基本的东西，但是咏春拳法还是核心（也是最重要的基础）。”
此时的李小龙，虽强调“咏春拳法还是核心”，但其对“中国传统武术”（也包括海外流行的其他“套路武术”）的立场，已基本转向批判立场。
1967年底，李小龙接受美国《黑带》杂志访问，对于“中国传统武术”也有过一段犀利的批判：“传统武术有太多不切实际的马步、架势和传统的形式、规矩……练打脱节，没有真正让学生通过贴近实际的训练为真实的格斗做好必要的准备。一个身怀这些所谓杂七杂八的传统‘真传’的家伙，只会遭人痛殴。”
时间回到2018年末，“里合腿大师”田野因网上叫板徐晓冬瞬间从无名之辈迅速窜入公众视野，塑造了敢于挑战格斗狂人的武术大师形象。但在2019年1月初的那场比武里，徐晓冬只用了一个回合就把田野打得“眉弓出血”。这一场比武与前两次的“世纪大战”相比，更像是一场儿戏。第二回合，徐晓冬用一个飞膝，果断地结束了这场“表演”。
有种说法是，“攻击”并不是中国武术的主要功能（图源：VCG）
对于生意，徐晓冬是绝不承认的。著名调查记者王志安在自己的节目《局面》里，曾经和徐晓冬有过一次“交心”地面谈，“我不是能拿金钱所收买的，错，对不起，我再现实点吧，因为我不是用简单一点金钱能收买的”，王志安追问，“价高了还是可以的”，徐晓冬回答：“对！”
“所有的事逃不过利益，但是我目前做的事没金钱利益，所以我是高大的，我是可以被人敬仰的，但是我内心，如果我做好一件事，能得来更多的利益，那叫何乐而不为。”徐晓冬说。
说到底这还是一盘生意。说服人们关照这盘生意的理由就是“中国武术毫无实战价值”，既然“不能打”，那么就很难切合当下“男子汉危机”的宏大叙事。当然，徐晓冬给了人们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：既然“国粹”不能打，那么学习一点现代格斗术总比练个“花架子”更有用，至少可以“保家卫国”。
人们虽然很难承认这是一个事实，但却又无法证明中国武术还具有实战意义。事实上，不是中国武术不能打，而是它需要革新。要革新，就得从根源上理解“中国武术”的精髓到底是什么。若论功夫本质的技击性，亦即中国武术的格斗能力。“侠以武犯禁”，才是中国皇权社会对武术的“基本”定论。政治层面的打压，长期禁兵、禁武的社会政策，技击功能始终受到挤压，并未成为武术的主体价值。因此，按照中国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副院长徐伟军教授的说法，武学即以身体修为实现对道的追求。
中国武术本质上是一种身体修为之道，招法套路只是手段和形式，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和谐发展。按此路径，“将攻防格斗与健身娱乐、人生哲理完美结合，这在其他古体育文明中是极为罕见的”。即使明清虽为武术的鼎盛时期，就技击技术而言，其实也并无神奇之处。所以，技击性，它在中国武术里所占比重甚微。
而西方的格斗术，由古代奥林匹克的“混斗”开始分化，逐渐向一元式的技击类体育项目模式发展，形成了以“打”为主的“拳击”运动；以“摔”为主的“摔跤”运动；以“劈、刺”为技术内容的“击剑”运动。并由此进一步细化为“古典式摔跤”、“自由式摔跤”和“佩剑”、“花剑”等子项目。而奥林匹克的现代振兴，其基本脉络亦复如此。
中国武术百年来现代化改造之路，竞技化，既是消解武术整体性的过程，亦是一条去文化之路。武术的技的部分被单独抽离，套路与散打两个竞技项目组成了现代武术。“被分解的武术”，成为现代武术的特征。
传媒特别是电影制造的中国功夫是神奇的，而且这个被制造出来的中国功夫，是极其符合现代体育对“格斗”的基本定义：技击。但是，中国武术的现实遭遇又是复杂的。用技击来概括它，不仅不实，又是片面的。李小龙厉害与否，对他个人而言，这个问题或许容易回答；但将这一问题放诸中国武术整体来看，它其实还在现代化过程中寻找生存之道而已。
中国功夫，在何处？这是我们在理解了它的现代演变，包括媒体传播的传奇以及现代体育的塑造后，去中国各处传统武术之乡寻找的起点——武术其实包括着一整套传统中国人的生存方式，它比单纯厉害与否更具价值——这一点，也许正是徐晓冬暂时看不到的“国粹精华”所在。
